【前言】
作者克里斯多福．希钧斯，1949年4月13日出生於英国的普兹茅斯，并在剑桥的莱思中学和牛津的巴利奥尔学院受教育，研读哲学、政治和经济学。曾获得英国科普书奖与莱南文学奖、美国全国杂志奖，并以《上帝没什麽了不起》获2007年美国国家书卷奖非文学类的提名。克里斯多福．希钧斯并且名列《外交政策》和英国的《远景》杂志所遴选的「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其中之一。
宗教可能是健康大敌
在黑暗的时代中，人们最好由宗教来引导，就像在沥青色的夜晚，盲人就是最好的向导；他知道那里有大道与小径，远胜看得见的人。然而，当日光重现时，再用盲人来当向导就太笨了。
──海涅，《思想集》
二○○一年秋天，我与一流的摄影师席巴斯提欧．沙加度（Sebastiao Salgado）人在加尔各答，他是一位巴西籍的天才，以相机进行调查，将移民的生活、战争中的受害人，以及那些辛苦工作，试图从矿坑、采石场、及森林中采掘出原料的工人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在当天的场合，他扮演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使者，并且发扬他成为十字军（是此一名词的正面意义）的起因──对抗小儿麻痹症的天谴。感谢鼓舞人心且学识渊博的科学家如乔纳斯．沙克博士(Jonas Salk)，现在我们才可能以微不足道的成本让孩童免疫，对抗这可怕的疾病：只要花几分钱，滴两滴口服疫苗到婴儿的嘴里即可。医药的进步，令我们将对天花的恐惧置诸脑後，而我们很有信心地期待，再一年就可以同样来对付小儿麻痹症。人性在此事上似乎意见一致。包括萨尔瓦多在内的数个国家，即使交战双方也宣布停火，好让预防接种的队伍自由通过。极端贫穷及落後的国家也集合资源，将好消息传到每一个村落：再没有孩童会因此一可怕的疾病而死亡，或是变得悲惨、无用。而在华盛顿老家，那一年九一一攻击的创痛令许多人依然满怀恐惧的待在室内时，我的小女儿却勇敢的在万圣节沿户登门拜访，尖声叫着「为了UNICEF，不招待就捣蛋」。她将募来的每一把零钱都储存起来，好用来医疗那些她将永远不会见到的儿童。这是一种极少有的参与一个完全正面大业的感觉。
孟加拉的人民，尤其是妇女，热心且富有创造力。我记得有一次委员会会议，会议中坚定的加尔各答主人毫无尴尬地打算与该城市的娼妓联手合作，准备将信息传送到社会最偏远的角落：带你的小孩来，让他们吞下两滴药水，不会问任何问题。有人知道在城外几哩的地方有一头大象，可以雇来做为公开游行的领头象。所有的事情都顺利进行：全世界最贫穷国家的最贫穷城市之一，有了一个新的开始。然後，我们开始听到一个谣言。在一些偏远的地方，死忠的回教徒在散布一个故事，就是这些药滴液是一个阴谋。如果你使用了此一邪恶的西方医药，你会遭受阳萎和腹泻的打击（这是一个禁忌与削弱的综合体）。
这带来一个问题，因为药滴液必须要施用两次（第二次是用来当成一种催化剂，并确立其免疫能力），因为如果单次施用，少数人的病菌会苟延残喘，并且伺机卷土重来，然後经由人际接触和饮水再传染回来。至於天花，必须予以完全彻底的根除。当我离开加尔各答时，我很想知道西孟加拉是否努力赶上了截止日期，并且在翌年年底时宣布根除了小儿麻痹病症。如此一来，只剩下阿富汗境内仅有少数孤立的小块地区，以及其一、两个已经被宗教的热忱破坏一空，难以接近的地区尚未完成预防措施。然後，我们就可以说，另一个肆虐已久的可怕疾病已被彻底灭绝了。
到了二○○五年，我才得知结果。北奈及利亚──这个国家之前曾记录为暂时清除了小儿麻痹──有一群回教的大人物，发出一道命令，或是回教的裁决令，宣称小儿麻痹疫苗是美国（还有，令人惊讶的联合国）对抗回教仰的阴谋。这回教的毛拉说，这些滴药液经过设计，会使得真正的信徒生不出孩子。它们的企图及效果是有计画地灭种。没有人服用它们，或是施用在婴儿身上。数个月之内，小儿麻痹症卷土重来，并且不只限於北奈及利亚。奈及利亚的旅客和朝圣者曾将小儿麻痹症远传至麦加，然後又传染回几个没有小儿麻痹的国家，包括三个非洲国家与遥远的叶门。所有的大石头又被重新推回高山之峰。
你可以说这是一个「独立」的案例，这样指控有太过严厉之嫌。但是，你会发现你错了。如果你愿意看枢机总主教，也是梵蒂冈家庭委员会（Pontifical Council for the Family）的会长阿方索．罗佩兹．楚吉娄（Alfonso Lopez de Trujillo）提供忠告的录影带，他小心谨慎的警告他的观众，所有的保险套在制造时，都秘密地留下许多只能用显微镜看到的小洞，而爱滋病毒会轻易穿过这些洞吗？闭上眼睛，并且试着想像，如果你有以最少的字眼去伤害可能最痛苦的一群人的权力时，你会说些什麽？想一下这样武断的意见所造成的伤害：假设这些洞也能让其他的东西穿过，其实在一开始就摧毁了保险套的意义。在罗马做出这样的声明，就已经够过分了，而如果再将此一信息翻译成贫困国家的语言，看看会发生什麽事。在巴西嘉年华会期间，里约热内卢辅理主教拉弗尔．兰若．希芳蒂斯（Rafael Llano Cifuentes）曾在一次布道中告诉群众，「教会反对使用保险套。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必须自然。我从未看过一只小狗在与其他的犬只交尾时使用保险套。」其他几个国家的资深神职人士，包括尼加拉瓜的枢机主教奥本多．布拉弗（Obando y Bravo）、肯亚的总主教奈若比（Nairobi）、乌干达的枢机主教艾玛纽．瓦马拉（Emmanuel Wamala），全都告诉他们的教友，保险套会传染爱滋。枢机主教瓦马拉还真的表示过，妇女若死於爱滋病，还要比使用乳胶保护用品，更会被视为殉教者（但前题是此一殉教必须限制在婚姻中发生。）
回教当权者也好不到那里去，有些还更糟。一九九五年，印尼的「导师议会」（Council if Ulemas）极力主张，保险套应该只限已婚夫妇使用，并且还要有处方才能使用。在伊朗，如果一个工人被发现染上爱滋病毒，是会丢掉工作的，而医生和医院有权拒绝治疗爱滋病患者。巴基斯坦的爱滋控制计画的一位官员，在二○○五年告诉《外国政策》杂志，由於「比较优秀的社会及回教价值」，他的国家问题比较小。而这个国家的法律，却允许一名妇女因为她兄弟所犯的过错，判处她接受轮奸以「赎罪」。这是老式宗教压迫与否定的组合：像爱滋病这种瘟疫应该是讳莫如深，不能宣之於口，因为《可兰经》本身的教义中已经有够多的内容，禁止婚前性行为、吸毒、通奸，以及嫖妓宿娼。但即使是在短暂的旅程中，例如到伊朗，也可以发现反面的实证。正是毛拉们自己藉着发出时效仅有数小时的「临时婚姻」证件来获利，有时还会指定某些特定的房子，一旦生意「结束」，还备有一纸离婚证明。你几乎就可以称之为卖淫……上一次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交易时，正是在德黑兰南区外丑陋的什叶派宗教领袖柯梅尼陵寝外面。但是戴着面纱，穿着罩袍的妇女，如被她们丈夫的病毒感染，将会在沉默中死去。可以确定的是，最後全球会有数百万其他无辜及正派的人因此一愚民政策而死去、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或是相当无助。
宗教对於医药的态度，就如同宗教对科学的态度，总是不甚确定，并且常常是满怀敌意。一个现代的信徒可以说，甚至会相信，他的信仰与科学、医药相当程度上能够共处并立，但尴尬的事实往往是，这两者有打破宗教一言堂垄断的倾向，而宗教也常常为了此一原因，进行强烈的抵抗。当任何贫穷的平民，在完全没有仪式和其他令人困惑的把戏下，依然可以看到药物和手术充分发挥效力时，那些持信仰疗法的医者和巫师怎麽办？大概就和当气象学家出现时，发生在祈雨人身上的情况一样；或者，就像当学校的教师掌握了基本的天文望远镜时，那些来自天国的预言者之命运。古代的瘟疫，常被认为是来自众神的惩罚，而这也确实强化了教士职位对权力的掌控，并且大大助长了将被认为有──以一种非彼即此的解释──以巫术散布疾病，或在井里下毒等手段嫌疑的异教徒或无宗教信仰者付之一炬的作风。
在对於疾病的病原理论有清楚的概念前，我们可以容忍人类在此之前对愚蠢、残忍的一味纵容。《新约圣经》中的「奇蹟」，大部分都与治疗有关，因为这在当时非常重要，即使是一些小病都可能要人命。（圣奥古斯丁自己也说过，如果不是因为种种奇蹟，他不会信仰基督教）。宗教的科学评论家如丹尼尔．狄芮特非常慷慨大度的指出，显然无用的治疗仪式甚至依然可以帮助病情好转，以一种我们所知道的方法，即道德在对抗身体受伤或传染病时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力。但这藉口可能能只适用於病癒後回溯检讨原因时。当时金纳医生(Dr. Edward Jenner)已发现牛痘疫苗可以防治天花，此藉口就变得无用了。美国最受尊崇的「神学家」，耶鲁大学校长提摩西．德怀特（Timothy Dwight）却至今仍然反对牛痘疫苗，他认为这是对上帝设计的一项干扰。而且，即使那些不学无术的托辞和藉口早就灰飞烟灭，但这种心态至今仍广泛可见。
有趣且发人深省的是里约总主教以狗所做的类比。牠们可不用费心去戴上保险套：我们是何许人？凭什麽挑剔牠们对於「自然」的忠诚度？英国国教内部最近为了同性恋与圣职的任命而意见不一，有几位主教愚昧的指出，同性恋是「违反自然」，因为其他的物种并未发生此情况。且不管此一观察基本上的荒谬：人类是不是「自然」的一部分？或者，如果他们碰巧是同性恋者，他们是否照着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先不考虑早经证明的事实中，无数的鸟类、哺乳动物、灵长类都会从事同性间的嬉戏。到底这些自以为能诠释自然的神职人员是何许人也？他们显示了，他们完全不够格。其实很简单，保险套是一种为了避免传染爱滋病而采取的必要而非充分的方法。所有称职的当权者，包括那些声称禁欲更为理想者，都会同意这一点。同性恋出现在所有的社会中，而它发生的方式看起来也属於人类「设计」的一部分。当我们找到事实时，就必须面对。我们现在知道腺鼠疫的传染，并非因为犯罪或道德败坏，而是因为老鼠与跳蚤之故。总主教蓝斯洛．安卓仕（Lancelot Andrews）於一六六五年伦敦驰名的「黑死病」期间，曾忧虑地指出，此一恐怖的病症会降临在那些勤於祈祷，并且保持虔诚信仰的人身上，同样也降临在不这麽做的人身上。他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不经意地接近到一个真正的重点。当我正在书写此章时，在我华府的家乡正爆发一场辩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知道人类乳突病毒（HPV）是藉由性行为而传染，最坏的情况是会造成妇女子宫颈癌。现在有一种疫苗（在现在，愈来愈多的疫苗被快速开发出来），并非是用来治疗此病，而是使妇女可以预防免疫。但在行政当局中，却有某股势力的人士出面来反对采用此一手段，理由是它无法劝阻婚前性行为。以神之名而接受让子宫颈癌蔓延，不论在道德或智力上，无异将这些妇女做为石头祭坛上牺牲的祭品，并且还得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性冲动後又宣告它有罪。
我们不知道在非洲有多少人因为爱滋病毒而死亡，或者即将丧命。在它显露出其致命的面目後，很快就进行了功效卓着的人道科学研究，现在已经可以将病毒分离并成为可以治疗。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确实知道，与一名处子发生性关系──这是更普遍的「对策」土方之一──事实上并不能预防或杜绝传染发生。而且我们还知道，使用保险套，至少可以对病毒的能耐与内容多了某种预防。我们在应付的对象，并非反抗传教士所带来恩惠的巫医或未开化的野蛮人，虽然早期的传教士可能会这麽相信。反而，我们是在应付布希政府，它理应是处於二十一世纪俗世的共和国政体当中，却拒绝与提供家庭计画的慈善团体及诊所分享其援外资金预算。在非洲，至少有两个各拥有数百万追随者的主要宗教相信，治疗的药比疾病本身更糟。他们同时也相信，在某种意义上，爱滋病这场灾祸是上帝针对性偏差行为（尤其是同性恋）的判决。奥卡姆强而有力的剃刀只要轻轻一划，就可以掏空此一思虑不周的野蛮与残忍行为：女同性恋者不仅不会沾染爱滋病（除非她们不幸的经由血液或针头传染），她们甚至比异性恋者更能豁免於所有的性病传染。但是神职人员权威当局甚至坚决拒绝诚实面对女同性恋的存在。在这麽做时，他们还更进一步地展现了宗教持续对公共卫生所造成的急迫威胁。
我想提出一个假设的问题。身为一个约五十七岁的男人，我却被人发现在吸吮一个男婴的小鸡鸡。我还要求你描述你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及情变。啊，但我已经准备好我的解释。我是一名穆汉（mohel）：一个被指定执行割礼，割下包皮的人。我的职权，来自於一段古老的经文，它命令我将男婴的生殖器放在手上，环切包皮，并且将他的生殖器含进我的嘴里，将包皮吸吮下来，并且将切下来的包皮圈和满嘴的血及唾液一口吐出，才算完成整个行动。此一习惯已被大部分犹太人舍弃，一方面是因为它不卫生的本质，或者是它令人困扰的联想，但它依然持续存在於希望在耶路撒冷重建第二座圣殿的哈西德（Hasidic）犹太教基本教义派中。对他们而言，割礼的古老仪式是上帝与人类所订圣约中原始的、牢不可破的一部分。在二○○五年的纽约市，有一位五十七岁的穆汉执行此一仪式後，结果发现带给几个小男孩生殖器疱疹，甚至至少造成两名男童死亡。正常情况下，此事的披露，将使得公共卫生部门禁止实施此一仪式，市长也将废除它。但是，就在此一现代世界的首都，在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间，事情的发展却全然不是那麽一回事。彭博（Bloomberg）市长以一些杰出的犹太医生对某些传统习俗所暗藏的危险提出警告的作法，取代了报告；他并且还告诉他的卫生官僚，将任何的裁定意见延迟。他说，重要的是确定宗教活动不受干扰，不会遭到破坏。後来在一场与《纽约时报》的「宗教版编辑」，开明的天主教徒彼得．史坦非尔仕（Peter Steinfels）进行公开讨论时，他也是持同样的意见。
那一年刚好是纽约市选市长的竞选年，而这可以解释许多事情。但是此一模式又在其他国家、州及城市，以及其他的教派间重复发生。遍及范围广泛的万物有灵论者与非洲回教，年轻女孩掉入割礼与锁阴的人间地狱，其中包括削去阴唇及阴蒂，常常还是使用磨利的石头，然後再以坚韧的麻线将阴道开口处缝起来，直到婚礼当晚才由男性强力破开。但在同时，基於同情及生物学，还是允许留下小孔以排放月经经血。而这造成的恶臭、疼痛、羞辱，以及悲惨，很难想像世界上犹有胜於此者，并且难以避免地会造成感染、不孕、羞愧，以及许多妇女及婴儿在生产时死亡。若非将其神圣化及正当化，没有社会能容忍对其女性如此的侮辱及此一邪恶的作法存在。但在同时，若非基於同样的考量，也没有任何纽约客会容许以如此的残忍行为对待婴儿。公开宣称相信「基督教科学」荒谬主张的家长们，曾被控拒绝提供子女紧急医疗照护，但并非总是被判决有罪。认为自己是「耶和华的见证」的父母们，曾拒绝让他们的孩子接受输血。认为有一名为约瑟．斯密（Joseph Smith）的男人被带到一套埋藏的金片前的家长们，将他们未成年的「摩门」女儿，嫁给受到优待的叔伯（姻亲）兄弟，其中有些人已经有年纪较长的妻子们。伊朗的什叶派基本教义派，将「法定承诺年龄」降到九岁，这也许是满怀尊敬地去仿效「先知」默罕莫德最年轻妻子的年龄。印度的印度教儿童新娘如果嫁妆太少，会被鞭打，有时甚至会被活活烧死。仅在过去的十年中，梵蒂冈及其主教辖区的辽阔网路即被迫在一宗大型的儿童强暴及折磨的非去勾当（其中主要是同性恋，但非仅止於同性恋）中，承认共谋的罪名，而其中着名的鸡奸者及虐待狂，却受到法律的庇护，并且通常会重新分配到有许多无辜及无自卫能力的富裕教区。光是在爱尔兰此一一度是毫无疑问的圣母堂追随者之地，估计现在在天主教学校中未遭到猥亵的儿童，很可能只是少数人。
现在，宗教公开宣称在保护和教育儿童上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咀咒他！」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马助夫兄弟们》中，大宗教裁判官说，「他伤害了一个小孩。」《新约圣经》中，耶稣告诉我们，犯这样罪的人最好将他沈在海底，脖子上挂着石磨。但无论是在理论或实务上，宗教常为了实验而利用无辜且无自卫能力的人。尽一切办法，让一名严格遵守犹太成年戒律的男子，将他新切割过的阳具，放进一名拉比的口中（这是合法的，至少在纽约如此）。用尽方法，让成年的妇女怀疑她们的阴蒂或阴唇，於是让某些恶劣的成年女子割下它们。使尽手段，让亚伯拉罕提出自杀的方式，以证明他对上帝的热爱，或是他对脑袋里声音的信仰。用所有的方法，让信仰虔诚的父母在剧烈的疼痛与忧伤中，由自己去否定医药的援助。用尽所有方法（我对所有的方法都很介意），让发誓独身的教士成为一个乱交的同性恋者。使尽手段，让相信可将魔鬼鞭笞出体外的教徒会众每周都选出新的成年罪人，鞭打他或她直至鲜血淋漓。用所有的办法，让任何相信上帝创造人类灵魂说的信徒，在午餐休息时传授心得给他的伙伴。但是，为了这些目的而徵召无保护能力的孩子，即使最投入的现世主义者都会坚定地将其形容为一种罪恶。
我不想将自己设为一个道德典范，如果我这麽做，也很快就会被打倒；但如果我曾经被怀疑过强暴孩童，或折磨小孩，或传染性病给孩童，或贩售儿童为性奴隷或其他任何一种奴隷，不论我是否有罪，我都可能会考虑自杀。如果我真的犯下这些罪行，我欢迎死亡以任何形式降临在我身上。这种强烈的反感，是任何健康的男人与生俱有的，根本毋需教导。既然宗教证明了其本身在主管道德与伦理机构所认定的一项普遍及绝对的主题上，犯下不容置疑的过失，我想我们至少能够得出三项暂时性的结论。首先，宗教和教会是制造出来的，而此一明显的事实根本无从否认及忽视。第二，伦理与道德和信仰各自独立，并且并非源自於宗教。第三，由於宗教主张其信仰与行为均享有神圣的豁免权，故宗教并不仅止於与道德无涉，甚至还是不道德的。无知的精神病患或人面兽心的人如凌虐他的孩童，虽可以理解，但必须予以处罚。而那些声称其残酷行为拥有来自天国授权的人们，已经被邪恶所污染，而成了一个远比危险更危险的东西。
（本文转载自克里斯多福．希钧斯新书《上帝没什麽了不起》，中文译本由小异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