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甥女小蓳是千禧年宝宝，她一直认为自己应该活到二十二世纪；当她妈妈很诚实的告诉她，可能性很低时，小蓳的反应是，「太不公平了，为什麽你们可以活两个世纪」!

    　以现代医学科技的进步、平均寿命逐年增加，千禧年之後出生的小孩，理论上是可以活到下个世纪的。不过，我们这些「活两个世纪」的大人，尤其是上个世纪後半段出生的，在经历了人类史上最大的经济扩张後，也严重的破坏地球。近来有科学家担心，全球暖化的速度，可能已到无法逆转的程度，而人类排碳量的速度，却有增无减，到本世纪末，温度可能平均上升五度，这意味的是海平面上升，旱灾、雨灾、粮荒、甚至是战乱。

    　只是，像我这种「世代的内疚感」，或焦虑感，却不容易转化成具体行动。有人形容，全球暖化可能是人类史上最棘手的政治问题；一开始，要面对的是经济学家哈定指出的「共有悲剧」，只要是公共财，一定被滥用；而当大家意识到严重性时，又要克服「搭便车难题」，只要别人节能，我就能跟着获利，大家都掉入不可能集体行动的困境。

    　即使个人的良心克服了这两个难题，却还要面对最困难的「囚犯难题」。例如，如果能延後全球暖化的速度，我愿意一辈子都不吃肉、一辈子不搭飞机；但是，只有我一个人的努力，却是海中一粟、无济於事。

    　最後，当大家终於愿意集体行动时，另一个更重要的争议是公平性的问题。演化经济学派发现，在共利与公平之间，人类其实更在意公平；这也是过去几年美国与中国一直无法达成共识的症结。

    　因此，即将举行的哥本哈根会议，有近一百国领导人慎重其事参加，绝对不只是大拜拜而已；应该说，暖化的危机已经如此之大，某种程度改变了人类集体行动的逻辑。

    　不只国际政治，在美国、深受乾旱所苦的澳洲，全球暖化都已成为国内政治的焦点。澳洲总理陆克文二○○七年是全球首位以气候变迁政见当选的领导人，两周前，在野的保守党为了暖化议题内哄、「叛变」拉下党揆，陆克文接下来为了让反暖化政策过关，还可能解散国会，全面改选。

    　台湾的碳排放总量居全球二十二名，人均排放量更是全球十八名，但台湾也是受害者，暖化对台湾的影响历历在目。遗憾的是，刚结束的三合一选举，却几乎看不到任何一个政党、候选人关心这个问题。我们的政客及企业若不愿面对真相，看来，要让千禧年宝宝活到下个世纪，只能靠国际规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