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参与教改、服务小学十年，深刻体验台湾菁英式主流教育机制与传统教育理念牢不可破，所以在十年前辞去教职带着孩子去国四年。

在异乡伴读，随着孩子们的成长和他们在公校与私校跟进跟出，最大感想是，加拿大的社教功能太完善了（如图书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牛奶金、学费完全免费，没有班费这回事）；老师太好当了，家长必须主导孩子的教育。

然而台湾社会对学校期望甚殷、老师的自我期许颇高、来自社区的资源极微，可怜的孩子们因此遭受无比巨大压力。如果分配教育责任，在北美，社会教育占百分之二十，学校教育占百分之二十，家庭教育占百分之六十。而在台湾，大概是社会教育占百分之十，学校（安亲）教育占百分之六十，家庭教育占百分之三十，因社经背景而异。

廖国豪一句「都是台湾教育害了我」，令笔者深为老师们叫屈，也为「执迷不悟」的家长与主事者忧心忡忡！在一片争取「教育解放」、「爱的教育」趋势下，老师们正渐渐地把部分教养责任退还给父母，家长接招了吗？但大部分的家长们并未觉悟。俟孩子行为出状况，家长、社会大众、名嘴、主事者一一跳出来，指责老师失职，很少检讨家庭本身应承担的责任。

在北美，从幼稚教育开始，孩子就被要求八点五十分或九点到校，早到也不能进教室，学校不担当保母的义务，必须早出的家长自个儿想法子；中午用餐时间，只能待在室内十五分钟，天候不良除外；中学孩子出轨时，受到最严格的处罚是「不能到校」三天或一星期，家长与孩子一起接受处罚。由此可见，从小到大，社会机制始终就在厘清教育责任，校方与家长非常清楚责任归属，并且担起应负的社区教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