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政府对中国人权的评论，倾向以鼓励取代负面批评。马政府两岸关系的主轴，是以「务实和妥协」取代「紧张和对抗」，主张台湾应该尽量避免成为刺激中共的麻烦制造者，如此作法最能带来和平。但是，今天为什麽是长期刺激中共，以「对抗和紧张」威胁所谓的稳定和和平的罪犯得诺贝尔和平奖？而不是以「务实和妥协」取代「对抗和紧张」的马政府？

    　我们无法以天真的道德理想主义回避这个困惑。台湾不是远在欧洲的挪威，我们每天都睡在坚持不放弃使用武力的中共政权枕边。世界上少有人民比台湾对和平更焦虑，少有人民比台湾更知道这个苦。这是台湾的天问：如果坚持民主不会带来和平怎麽办？为什麽诺贝尔奖颁给「紧张和对抗」的制造者？

    　让我们先正确了解诺贝尔基金会的意思。根据诺贝尔的遗愿，和平奖应该颁给「那些为国家之间的友爱、废除或减少常备军、召开或者促成和平会议，做出最多或最好贡献的人们。」诺贝尔看起来没有提到人权。但是，事实上，诺贝尔和平奖自从在一九三五年颁给纳粹阶下囚德国记者奥西兹基以来，这已经是第七次颁给批判专制政府的人权异议人士。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贾格阑在昨天的声明中说，他们委员会一直相信，「人权和和平有密切关系，这些权利是国家之间友爱的必备条件」。友爱！彼此共享基本价值，因此尊敬和喜好彼此的人格，以此为基础的友爱的国际关系。这是诺贝尔基进又前瞻的想法。

    　友爱是政治中，最倚赖、也是最滥用的情谊。国家建立的初始原因，是为了确保成员各种需求的充分自足，免於外敌侵犯，也因此，国家的建立初始，就在切割敌友。如果国家讲友谊，是讲不辨对错的同胞内部间的忠诚，即使你的同胞错了，你也要在同胞情谊的意义上继续友爱他，如同你不会因此不爱你的家人一样。相对地，国际关系讲的不是友爱，强调的是独立、平等、自保、自决、利益和竞争，以及以这些追求为基础的国际法秩序、和平和合作关系。

    　即使是对国际和平思想影响深远的康德，他的永久和平论也不诉求友爱。康德如果还在今日，相信他也会和诺贝尔委员会一样把和平奖颁给人权运动者。因为他相信每个国家民主化自然会带来国与国间的和平。康德的理由是民主讨论可以让公民更正确了解自己的利益，因此更不会发动战争。他所诉求的仍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友爱，而是启蒙的利益间的合作。

    　事实上，康德的推论在全球化的当代，面临了许多困难。全球市场释放的力量前所未见，不定时的金融危机、国内和国际间财富迅速扩大、资源和环境不平等引起的国际冲突，都超出了国家和民主公民的控制能力。

    　这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麽？或许，我们人类终於开始第一次迫切地需要国与国之间的友爱。然我们需要的是民族主义这样的友爱吗？或许不是，因这些友爱，只是以无法延伸的团块间的竞争取代国家竞争，还是无法超越传统的国际典范。或许，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亚理斯多德的政治学中谈到的真正的友爱；我们所以真心喜爱朋友，是因为朋友的人格为我们所敬爱。刘晓波得奖的启示，或许很单纯：如果两岸的和平以国际和平为念，我们该不间断地去谈和实践，两岸彼此对全球基本价值的共识，并以此赢得双方真正的友谊。但是我们准备好这无可避免会带来的「对抗和紧张」的暂时代价了吗？

    　（作者为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助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