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教宗本笃十六世在圣伯多禄广场对十万名信众发表文告，他说：「愿救主降生加强中国大陆信徒的信仰精神、耐心和勇气，让他们不致因加在他们身上的宗教和信仰箝制而失去信心，并坚守对基督和他的教会的忠诚。愿希望之火永不熄灭。」北京也立即反击，要梵蒂冈面对「中国允许宗教信仰自由和天主教在中国有所发展的事实」。

不过，就在平安夜，四川成都家庭教会「秋雨之福」准备圣诞聚会之际，被警方制止，教会长老王怡被带到警局问话。

王怡被拘捕只是一连串中国政府与教会矛盾冲突的一章。去年十月间「世界福音联盟」（WEA)与洛桑世界福音化委员会在南非开普敦举行第三届洛桑会议。全球四千名代表与会，但中国不允许两百名教会代表参加，因为这些代表属於非官方教会系统的家庭教会。为此，WEA除表达遗憾，还在十一月组团到中国拜会官方的中国基督教两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与「中国基督教协会」）。媒体称「宾主双方进行了友好、坦诚的座谈」，但官方教会代表还是当面指责WEA绕过「两会」邀家庭教会代表是「在制造中国教会的分裂，这是对整个中国教会的藐视。」双方未获共识。

家庭教会为何引起中国官方与国际若大关注？这要从中国内部宗教政策以及全球「福音运动」的发展谈起。

一九五○年中共组织基督教会领袖发起「三自爱国运动」，要让中国教会脱离外国控制。「三自」就是「自治」（切断与外国宗教团体关系──包括天主教教廷）、自养（切断海外经济资源）、「自传」（中国传教士自己传道、自行解释教义），所有教会都要登记并受「宗教事务局」领导，成为「三自教会」。

部份宗教领袖抵制这项运动。一九五一年北京地区包括袁相忱、王明道等十一位教会负责人拒绝参加三自运动。袁相忱说：「神的东西要归给神，凯撒的东西要归给凯撒……政治不能利用宗教，教会工作也不应依靠政治。」袁相忱等人虽受到政治迫害，却让中国独立教会的种子在民间暗地散播，未曾中断。这些教会被称为「地下教会」，後来因为主要以家庭为聚会所而被称为「家庭教会」。

地下教会在大跃进後期农村地区愈见活跃，尤其河南、山东、安徽以及浙江温州一带。改革开放後政治气氛逐渐寛松，地下教会进一步发展。人民经历文革的运动斗争，心灵空虚而寻求宗教慰藉；而九○年代经济快速发展让中国社经结构剧变，教会提供民众重建社会关系的新管道。尤其在农村地区，教友们在社会生活、经济生产上相互支援，教会成了集体制解体後广大民众的社会支援体系。

二○○五年《宗教事务条例》颁布，对宗教活动有较制度化规范，也允许非「三自」系统的教会登记，不过要经过官方「两会」审批。这个规订让很多家庭教会不愿登记。不登记的教会处在一种昧暧状态：地方政府平常对这些教会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随时可以用非法活动名义取缔教会活动。

中国家庭教会成员有多少？据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的调查推估，家庭教会人数在四千五百万至六千万之间，三自教会人数在一千八百万至三千万间，家庭教会信众远超过三自教会。家庭教会欣欣向荣，也冲击僵化的三自教会系统，很多三自教会成员对官方组织向心力愈来愈弱，自主性提高，愈像家庭教会。

促成家庭教会蓬勃的另一股力量来自海外基督教新福音运动的发展。

长期以来，基督教传教士被贴上帝国主义标签。二十世纪全球殖民地逐渐独立，传教士在第三世界也面临反帝冲击，因此基督新教内部除了积极入世的普世教协兴起，对教义解释相对较保守的福音派也在寻求改变。福音教派是美国教会的主流，一九七○年代之後，新福音运动兴起，为了积极在全球传播福音，教会改变传统保守思维，强调人权，并与不同宗教对话，和犹太教甚至西藏佛教合作。

做为主流教派，福音派对美国主流社会影响力也较大。福音派传教士促使美国政府运用外交力量改善第三世界宗教人权，包括推动国会立法施压苏丹、北韩改善人权。同时也积极参与全球各地人道援助，并试图影响第三世界领袖改善人权。他们不只关切基督教徒，也关心西藏佛教徒、新疆伊斯兰教徒的人权。

福音派教徒从一九七○年代之後在亚非拉地区成长数倍，不过福音派以推动人权传播福音，这看在威权国家领导者眼中，就是和美帝「人权外交」唱和。北京对福音派也一直心怀敌意，问题是，中国家庭教会有相当高比例受福音派教义影响。一个重要原因是，官方中国基督教协会於一九九一年加入普世教协（WCC），民间独立教会就与WEA关系较密切。WCC比WEA入世性更强，强调普世合一、多元价值，这符合「具有中国特色」的三自教会不想受外国势力左右的立场。

民间进步的教会和较保守的WEA联盟，而国家控制的教会却加入较进步的WCC。福音派对「大政府」持保留态度，而中国家庭教会就是要逃离国家管制而走入地下化。这种「避秦」思想让家庭教领袖接受福音派教义。不过，不少教会领袖为对抗国家控制，也采取积极进步的社会价值观。「秋雨之福」的王怡就是一例。

一九七三年出生、二○○三年才受洗，但已成了家庭教会代表性人物。○六年美国总统小布希接见三位中国家庭教会代表，王怡就是其中之一。学法律出身的王怡，成为牧师之前已经是颇有名气的公共知识份子，主持过重要网路论坛「关天茶舍」，也常在《读书》、《南方》报系等重要媒体发表文章。

王怡积极把家庭教会推广与公民社会发展相联结，他说：「普世的人类自由在近现代中国的移植与落实，一百五十年来，只有过一个半的自发演进秩序。一个是家庭教会，从西方传教士来华，到中国家庭教会的共同体生活，是最典型的自发演进秩序的例子。半个是市场经济，政府主导与自发演进，彼此均具有对方无法掌控的独立力量，所以是半个。」这个有论述能力、入世性格又强的牧师成了中国官方关切对象。

不只王怡把宣教和公民社会发展连结，研究宗教与外交的上海复旦大学学者涂怡超一方面指出福音派「对美国霸权的强烈依赖」，但她也乐观地看到，福音派「在神学思想上摆脱了对社会参与的禁锢，在组织上逐渐形成了全球化的社会参与网路，成为全球公民社会中的重要行为体。」

研究家庭教会的学者李凡更强调，家庭教会是中国人数最多、最有钱、组织化最高，也是国际接轨程度、成员忠诚度最高的NGO。视家庭教会中国最重要NGO的说法，也许掺杂了李凡主观期许。毕竟在官方长期压制下，家庭教会谨慎自制，甚至地下神秘化，所以教会间横向纵向的组织连结并不健全。这个规模六千万的上帝子民，共同点在於希望在凯撒的权力范围外，建构属於上帝、较独立的空间。长期地下化，让他们很少与外界对话，除了几位着名教会领袖勇於发言，外界并无法了解多数教会与教友的宗教观与社会观，也很难把他们视为一个共识很强的群体。

上帝会如何引导中国家庭教会与公民社会发展互动？我们无从预知。不过，这六千万上帝子民的抉择，很大部分会将决定於国家、教会以及全球基督教网络的互动。 【2011-01-03 联合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