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政要人士的推动
白普仁与班禅都是黄教喇嘛，其在内地能顺利地推展藏密，除了原有的宗教吸引力之外，是否有其他外缘的推动呢?
p. 281
1926年左右，颇令人讶异的情况是军政长官的学佛风气；据当年申报报导 「湘省近年因军政长官信仰佛学，其僚属则多趋炎赴势、一唱百和，一般人民见军政界人士尚如此信仰，益加崇拜。...湘省四师师长，除一人不信外，其余皆极敬仰」[133]；其他行政长官附和者不知有多少，而且有藉此为仕宦之途的捷径。从这样的报导虽无法明确得知那些政要学佛的原因，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种风气绝对是有利於宗教传布的条件。
除了政要个人的宗教信仰带动人民尾随之外，政界人士也希望借由宗教的神秘力量以消灾迎福、安辅民[134]。或许连年的战祸已经使人对现实世界失去了信心，转而仰赖「外力」的救助。白喇嘛神奇的事迹一经传开，无形中已经被人们视为一种获得救赎的管道，如果笔者的推测没错的话，藏密在当时便具有安定社会人心的功能。
这种蔚然成风的法会虽然只维持了一年的时间，人们仍然相信其忏悔灭罪的功用。以戴季陶为例，1932年，戴氏在考试院院长任内，提出「经咒救国」的说法，再次发起於雍和宫启建金光明法会[135]以及南京宝华山药师七佛法会[136]等，期望能移转刀兵浩劫；当然，考试院院长的这项举动受到社会的注意，详细情形将在下文中讨论。
(２)传法灌顶法会
1926年，白喇嘛南下，各省争相邀请举行法会；浙、闽、苏、皖、赣等五省自发起金光明法会後，
p. 282
便积极筹划，并设筹备会於南京[137]，十分地重视这个法会。本节仅以湖南省为例，说明白喇嘛传法的方式。
白喇嘛一抵达湖南便受到四百多人的欢迎，加上军警保护、军乐礼炮的隆重接待[138]。在法会正式开始之前，有二、三小时的会客时间，其与民众的互动情况如下
在会客厅接见男女来宾，无论何人，须先向其三叩首後始得起立问话。然个人所问者不是病痛即是财喜、再者系子女寿命，白喇嘛以各人所说之事项，各书一种咒语递给，嘱令归家念读，自可偿其愿望。全城男女各界，因各长官对白敬之如神，而开福寺布置备极辉煌，均欲一瞻风彩，故往该寺者，络绎於途，拥挤不堪[139]
至於法会进行的真实如何呢?据载，报名学金光明法者有5-600人之多，不过出人意料之外的是白喇嘛仅令各人念读《金光明经》，没有开示也没有说明该经的奥妙及修法；一般未学佛者皆大不以为然[140]。
除法会外，白喇嘛也曾经接受武昌佛学院护法居士的邀请，前往该院说法，由陈元白翻译[141]。白喇嘛在佛学院的传法并无特殊之处；而极富盛名的金光明法会上，似乎也未积极的介绍修法，
p. 283
笔者不禁怀疑这种传法方式如何能让中国人了解西藏佛教呢?不过大勇於1924年从白喇嘛学藏密，进而发起入藏求法的决心，而有日後的藏文学院及入藏求法团的产生，导致中国学密的焦点由东密转为藏密。因此或许可以说，白喇嘛个人的传法方式虽然未导引内地信徒正确地了解藏密，但他间接地促成了汉僧西行求法的活动，对於这个西向探触的进程，白喇嘛应该算是一个重要的因缘。下面再来看看班禅的作法是否较有建设性。
1924年2月2日，班禅在蒙藏院代表图桑诺布及章嘉呼图克图等人的陪同，乘专车到北京，受到政府代表、蒙藏院官员、雍和宫喇嘛及民众、军人等的热烈欢迎[142]。二月四日并会见段祺瑞；据当时的记者猜测，谈论内容涉及军事外交[143]。自从班禅抵达北京後，往瀛台顶礼者少则数百人，多至千余人，上午班禅昇座接受群众的顶礼、供养，并由堪布一一记录每个人的希求，不外求寿、求子、求健康等，下午则为供养者诵经[144]。此後传法活动便在北京及五台山等地展开，不过班禅曾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来京的宗旨为宏扬黄教，可惜欠缺精通佛法的翻译人才，深奥佛理无法转译[145]；可见语言沟通的障碍是影响藏密传布层次的重要因素。
当时太虚也受邀到北京演讲《仁王护国经》[146]，便请班禅设坛修法、显密双修，以求国家和平治安、消除人民灾难苦危。班禅当即覆函允许，定於3月初8日在中南海瀛台为藏文学院及各发起人传法，16日在雍和宫为汉满蒙藏各界全体传法。8日在瀛台传授长寿法，由藏文学院教授充宝琳汉译；班禅先昇座修遣魔法，之後交代长寿法的传承，接着开示该法传世用意在教人深求佛法、普度众生，而受此法者应牢记断除烦恼及慈悲众生，严持十善业。开示後即教授观想方法，最後分赠丸药、咒水给与会法众，
p. 284
法会历时三小时後结束，一名学生表示 「回院顿觉精神清爽，身心快畅，如饮清凉，法力无量，真有不可思议之境」[147]。
由上述资料来看，班禅所传的长寿法采用了藏密法会的标准模式，勉励会众把握修持的精神，对藏密的推动可说具有正面的作用。往後数年，班禅在内地积极地进行宏法的活动，足迹遍布上海、杭州及东北、蒙古等地[148]。日後较引人注目的法会则为1932年举行的时轮金刚法会。
《时轮》（kālacakra-tantra）是後期坦特罗佛教的重要代表作品，现仅存藏译本流传於世[149]。时轮思想原本产生於印度，後来传入西藏[150]，其中描述的香巴拉王国成为人们向往的净土，现在则为格鲁派的主要教学内容，而扎什伦布寺则是弘扬香拔拉的中心[151]。
时轮金刚法会由密藏院发起，常惺发布一篇〈时轮法会劝发起文〉，内容说明内地连年的天灾人祸聚积无数怨气，故议请班禅主持，以时轮法会超度禳解，为死者超荐、为生者祈福，为一切有情种下往生香拔拉国的因缘[152]。
班禅接获邀请，慨然答允。他认为 「夫国家安危、人民苦乐，胥视政治之良窳，而政治之良窳又全在佛法之隆替」[153]，可以说将政教关系做了紧密的连结。并从佛法的角度分析兵连祸结的根本原因是众生昧於善恶因果，因而建议将传法宏旨与善恶因果之理，通知各省，广为劝导，使人人有向善之心，则一切兵祸自然止息。再者强调密法因秘密加持的缘故，
p. 285
效力宏大而殊胜，所以去障较容易[154]。
然而笔者不解的是，时轮法为藏密第四级无上瑜伽，行前基础需七种灌顶及十二种预备次第，内地有资格受无上瑜伽密的信众应该不多，而冒然举办这种大型法会与黄教重视修学次第的原则是否相违呢?或者这是为满足内地教徒的宗教热忱而作的方便结缘灌顶，如果是的话，这种变通之道又可能衍生出什麽样的弊病呢?对於这些问题笔者将尝试进一步探讨。